---纪念保罗·罗伯逊诞辰110周年
何 大 章
保罗·罗伯逊是美国著名的黑人歌唱家。在 78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到过许多国家,却从来无缘踏上中国的土地。然而,他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7月7日,日军大举进攻华北;8月13日,日军炮击上海市区,三个月后上海沦陷;12月13日,中国的首都南京落入敌手。中国人民饱受摧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远在大洋彼岸的保罗·罗伯逊注视着中国,他在不同的集会上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
1938年1月,宋庆龄等19人被推选为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中国代表。2月,当伦敦的反日援华特别会议正式召开时,宋庆龄因忙于筹建“保卫中国同盟”没有出席。她致电大会,要求:“利用世界之和平势力,制裁侵略国家。”出席大会的顾维钧,作为宋庆龄的代表在大会上讲话,呼吁各国一致抵制日货。保罗·罗伯逊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
1940年夏,在中国组织抗日群众歌咏活动的爱国青年、社会活动家刘良模,被派赴美国求学。他深入美国的大、中、小城镇,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在纽约,刘良模见到了被称为“世界歌王”的保罗·罗伯逊。罗伯逊关心地问起了中国的抗战,说:“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他请刘良模把《义勇军进行曲》和几支中国民歌反复地唱给他听,一直到他学会为止。
几个月以后,罗伯逊在纽约露天音乐堂举行音乐晚会。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罗伯逊向在场的六七千位听众宣布说:“今天晚上我要唱一支中国歌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这支歌叫作‘起来!'”接着,他就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完以后,全场掌声雷动,听众要求他再唱一遍。刘良模回忆说,听众非常喜爱这支歌。散会以后,大家还唱着:“前进!前进!进!”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便开始在美国的进步人士中间流传。
当时,刘良模组织了一个华侨青年歌咏团,经常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演唱中国抗战歌曲。为了使美国各地的广播电台和美国的家庭里都能响起中国人民的抗战歌声,他们计划把这些歌曲灌制成唱片,并且认为演唱这些歌最合适的就是罗伯逊。 1941年春天,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罗伯逊。罗伯逊高兴地说:“对!我也正有这个意思。我愿为战斗的中国人民歌唱,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于是,由罗伯逊担任独唱,由刘良模指挥的在美国的华裔洗衣工人、印刷工人、饭店服务员组成的青年歌咏团担任合唱,灌制了用汉语演唱的、以《起来》为名的唱片。
唱片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唱片的封套上,宋庆龄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歌咏活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我很高兴,保罗·罗伯逊唱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声音。他灌制的这套唱片,使美国人能够听到中国的爱国歌声。我们的刘良模,教会了中国的士兵、游击队员、农民和筑路工人在劳动和斗争的时候歌唱。愿这些融汇东西方风格的古老民间旋律和新歌曲,成为又一条联系自由人民的纽带。”在这段话的下面,保罗·罗伯逊写道:“《起来!》是一首正在被千百万中国人民传唱的歌曲,一种非正式的国歌。我听说,它代表着这个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能够演唱这首歌的新版本,同时还能够演唱这个正在战斗的民族填了新词的古老民歌,是我的乐事,也是给我的特殊待遇。”令人惊奇的是,早在 1941年罗伯逊就预言《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的国歌。这使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对于这首歌的精神内涵的深刻理解!
宋庆龄邀请保罗·罗伯逊、埃德加·斯诺、印度的尼赫鲁等,担任她所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荣誉会员。罗伯逊接受了这个邀请,并积极参加了“保盟”在美国的募捐义演。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当局加紧镇压民主运动。 1945年11月14日,罗伯逊在美国举行的世界争取自由大会上发表演说,谴责美国政府支援反人民的蒋介石政权。
1946年7月1日,保罗·罗伯逊致信,以争取和平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其他一些组织的名义,邀请宋庆龄于当年秋天到美国访问。他说,9月下旬将在纽约的爱迪逊花园广场举行群众集会,请宋庆龄在会上发表有关中国的演讲。他热切地期望,秋天能在纽约见到宋庆龄。宋庆龄拒绝了这个友好的邀请。她曾经说过:“我多么希望现在就能实现访美的计划!”但是,不可能。这不仅因为当局不会发给她护照,更重要的是,在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内战危险中,她不能离开她在中国的工作。她说:“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听到这个消息,罗伯逊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衷心祝贺。电文是:“我们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因为它是争取世界和平与人类自由的一个伟大力量。”他还和几位朋友一起走上街头,手挽手用中文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以示庆贺。这一年,他在捷克的布拉格,遇到了中国代表钱俊瑞。钱俊瑞邀请他到中国。他说:“明年一定去,先到菲律宾,然后去中国。”但到第二年,美国政府吊销了罗伯逊的出国护照。
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保罗·罗伯逊灌制唱片《起来!》,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宋庆龄对此十分感激,并且印象深刻。她将这套唱片珍藏在上海寓所。
宋庆龄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她计划制作中国歌曲的唱片。 12月,她写信给美国友人耿丽淑,准备将选定的歌曲寄给耿丽淑,“请保罗·罗伯逊灌制,就像他从前为保卫中国同盟歌曲集所做的那样”。
美国法西斯分子惧怕保罗·罗伯逊的正义声音,企图用暴力威胁令他闭嘴。 1949年8月27日,为了阻止保罗.罗伯逊在纽约州毕克斯基尔举行音乐会,数千名法西斯暴徒冲进会场,用木棍、石块和其他武器殴打听众,并纵火烧毁舞台。站在一旁的警察竟视若无睹,丝毫不予制止。这一暴行激起了群众的愤怒。9月4日,纽约三千人组成了志愿保卫队,肩并肩围住露天音乐会场。虽然法西斯暴徒使用种种干扰手段,罗伯逊的演唱仍然顺利进行。但是,当听众离开会场时,又一次受到大批暴徒的袭击,甚至许多在场的警察也参加了对听众的殴打。听到这个消息,宋庆龄怒不可遏。1950年1月16日,她发表文章,强烈谴责在幕后支持这种无耻行径的美国华尔街上的垄断资本家。她说:这些人的“利润越大,美国的人民就越受压迫。公民权利被打倒被扔掉了。警察的作为生动地表明他们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工具。毕克斯基尔事件就说明了他们所保护的,只是用金钱豢养他们的家伙,而不是人民”。
1949年12月10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保罗·罗伯逊的夫人应邀出席。当时宋庆龄正在上海,未能与会。12月22日,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参观团一行74人到上海参观,宋庆龄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使宋庆龄喜出望外的是,保罗·罗伯逊的夫人也来到上海。在1950年2月致耿丽淑的信中,宋庆龄写道:“如你所知,保罗·罗伯逊的夫人参加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 作为日程的一部分她也来过上海。我和谭宁邦有机会与她交谈。我们直接与她谈到美国援华会和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她答应她将与你联系,并将以她所能采取的任何方式来帮助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
在这一次会见中,罗伯逊夫人被宋庆龄深深吸引。回国后不久,她就致信耿丽淑,要求转达她的请求。她自告奋勇地提出,“由我来写孙逸仙夫人传记”,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宋庆龄。她说:“这将是一件充满兴趣和挑战性的工作,我将尽力而为。”她计划在当年秋天就开始写作,并为这部传记联系好了出版商。 1950年6月13日,宋庆龄复信,希望耿丽淑婉言转告罗伯逊夫人,“像这样一本特殊的书……的确应由我自己来写”。请罗伯逊夫人对此予以谅解。
1952年10月2日至13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名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常设联络机构,总部设在北京,宋庆龄当选为主席,保罗 · 罗伯逊等被推举为副主席。 一次,一位到访美国的苏联作家告诉罗伯逊,北京举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人们是如何渴望着能看到他。罗伯逊用忧伤的语调说:“倘若我的心能化作一只飞鸟,我将让它自由飞翔,让它飞到遥远的中国,让它向伟大的优秀的中国人民诉出我想说的一切。中国人民的解放给人类带来了使真理战胜谬论的异常强大的力量和信心!”
保罗·罗伯逊反对美国在朝鲜的战争。 1952年10月16日,受宋庆龄主席和保罗 · 罗伯逊副主席的委派,美籍华裔陈志昆先生以世界和平理事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特派员身份来到志愿军战俘营访问。他在战俘营停留了近 3个月的时间,被美国战俘赠以“来自家乡的民间大使”称号。
1955年5月19日,在《致美国<民族>周刊的公开信》中,宋庆龄写道:“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赞助人中包括具有各种观点的美国人,从保罗·罗伯逊到克莱尔·布思·卢斯,以及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那样的国际人物。”她特别回顾道:后来,他们中有些人改变了初衷;“有些继续根据他们认为中美两国人民能够而且应当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相处的信念行事的人,和挺身反对任何侵略的人,都受到只能称为恶毒的迫害的遭遇”。她所说的这后一种人中,显然包括了保罗·罗伯逊。
1958年4月,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祝贺保罗·罗伯逊六十寿辰。在《致中国人民的一封信》中,罗伯逊写道:“你们伟大的国家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也是当今和未来的伟大国家之一。我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来到你们的国土向你们表示我的敬意,但愿这一天快点到来,这是我所向往的一个快乐的日子。”
1958年7月,罗伯逊在伦敦欣赏了中国戏剧歌舞团的演出,并亲切地向全体团员讲话。他说:“我希望不久有一天会在你们的中国,同时也是我的可爱的中国再看到你们。”
1976年1月23日,保罗·罗伯逊在美国病逝。正处在失去周恩来的巨大悲痛中的宋庆龄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1978年10月4日,韩湘眉致信宋庆龄,说:“亲爱的夫人,您一定知道保罗·罗伯逊。他是我们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我发现他的歌非常令人愉快。您觉得呢?您想要些罗伯逊的唱片吗?这些唱片变得越来越罕见,而年轻人已经不再记得他了。”
1980年5月15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来访的保罗·罗伯逊之子小保罗·罗伯逊和夫人。她终于有机会表达她对这位伟大朋友的怀念。宋庆龄对小保罗说:中国人民对你的全家怀有友好的感情,许多人都收藏着你父亲演唱的歌曲唱片,我自己也珍藏着不少。会见中,小保罗将一盘录有其父亲生前演唱的部分歌曲的磁带赠给宋庆龄。为了使宋庆龄了解磁带的内容,小保罗特意编写了一份磁带的曲目,附送给宋庆龄。这盘磁带的两面各收入9支歌曲。在这18支歌曲中,有中文歌曲4首,分别是《起来!》、《中国士兵之歌》、《凤阳花鼓》和《舞龙》,其余都是黑人歌曲,包括《老人河》、《乔·黑尔》等。这张简单的曲目单,一直放在宋庆龄的卧室里。
虽然终其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保罗·罗伯逊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了解中国人民,曾经细心地学习中文,会唱许多中文歌,也能阅读中文书报。中国曾多次对他发出邀请,他也十分希望能到访中国,但我们的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
今年的 4月9日是保罗·罗伯逊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是:对于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可以宽恕;对于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中国的青年一代,应当永远记住保罗·罗伯逊这位忠实的朋友。
保罗·罗伯逊以为人类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奋斗,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深深地打动了他。因为他的父母都曾是失去人身自由的黑奴。他说过 :“我姓罗伯逊,但这不是我的姓,这是那些在南美拥有农奴的苏格兰农场主的姓。”他父亲15岁才从奴隶主手中逃跑出来,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美国北部,拿起武器参加了著名的南北战争。罗伯逊虽然摆脱了奴隶的身份,但仍面对严重的种族歧视。他曾 回忆道:“因为我是一个黑人,就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打架时也不准还手…… ”不仅如此,他还亲身体验了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平等。回忆 他的童年,他说 :那时“日子总是过得这般穷”。他憧憬着人与人平等,像兄弟般相处的理想境界。然而,罗伯逊却恰逢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年代。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分子肆无忌惮地实行独裁,取消一切民主和自由,发动侵略战争,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罗伯逊坚定地 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法西斯分子,一类是反法西斯分子。……我把我自己放在反法西斯的一边。”他到西班牙支援反抗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到战壕里去演唱。他也曾到北欧国家去参加反纳粹示威。
保罗·罗伯逊是国际和平运动的伟大战士。他把“为和平而斗争”作为自己一生的三件大事之一。他反对所有非正义战争。 1950年,保罗·罗伯逊以他的《和平之歌》荣获国际和平奖金。又因他在保卫世界和平上的卓越贡献,荣获1952年度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他曾对中国人民说:“我像你们大家一样,确信和平的事业终将胜利。”
保罗·罗伯逊是一个决不妥协的勇敢战士。他身处的时代,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还十分严重。“三 K党”徒身着白袍,头戴只露出双眼的白色尖顶帽的形象到今天想起来,还令人毛骨悚然。他们把法律视若无物。只要点燃十字架,他们就开始用“私刑”随意迫害黑人,甚至处死。保罗·罗伯逊多次受到暴徒和死亡的威胁。只是在群众的严密保护下,他才一次次免遭毒手。他说:“渴望给人类谋幸福的人不应该被强加给他们的祸害所吓倒。”他毫不退缩,继续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继续到处去为群众演唱。
保罗·罗伯逊的歌声总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夏衍说:“我是不懂音乐的人,但是一听到他的歌声就会引起一种庄严之感。”罗伯逊的歌声蕴含着深厚的力量、顽强不屈的精神,宣示着人的尊严。
说到宋庆龄和保罗·罗伯逊,他们虽然从未谋面,但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他们有着相同的社会理想;同样是国际和平运动的领袖;同样有着被人称颂的“天生硬骨”。他们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都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提出问题。他们共同的努力,把中美人民联系在一起。
今天,在怀念保罗·罗伯逊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这位伟大的歌手:我们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人类幸福奋斗的人们。我们不会再次让法西斯复活,不会让历史倒退。我们将为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而奋斗!
2008 年 4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