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九十二岁的母亲一个多星期以前在巴黎突然病逝，等我从北京赶到这里时，她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再也看不到活着的母亲了，但在我的幻觉中，她仍时刻都在——在她睡过的床上，在厨房里，在家附近的街巷上行走着，我无法接受她已离去的事实。

   我有一位温柔、美丽、善良的母亲，她是一位波兰血统的法国人，出生在巴黎，之后又在巴黎与我的中国父亲（中波混血）华揽洪相识，自此相依为命七十年。1951年，她跟随我的当时已经成为建筑师的父亲，并带着我的哥哥、姐姐，自法国马赛乘船来到中国，在北京居住了二十六年，直到1977年退休后回到巴黎。1951年走进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现红星胡同）的那一天，对于出生在北京的父亲来说是回到了故乡，而对于我的母亲却是来到了一个陌生、遥远的异乡，但是她很快就爱上了这片充满东方魅力的土地并向它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初到北京时，母亲是在“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并同时为妇联做一些事情。到了1958年，国际广播电台准备创办法语节目，便邀请我母亲作为法国专家到电台工作。她在这里一直工作到一九六九年初。

   母亲开始去电台时，我才三岁。当时我们住在无量大人胡同我父亲的祖宅里。我记得从那时起，每天晚上就再也不是母亲来哄我上床睡觉了，因为那时写新闻稿和播音都为了附合法国的时间安排在夜里进行，母亲从此便每晚六点上班到凌晨三点下班，再也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了。而对于年幼的我，只有下午从幼儿园回家到吃晚饭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才得以与母亲相聚。所以在那些年里，距北京九千公里之遥的法国听众能听得见我母亲的声音，而近在咫尺的小女儿却很少能听得见母亲说话了。另外，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母亲的床边就开始放了一种白色的药片，我长大一点明白了那就是安眠药，并看到母亲从此再也不能摆脱它，一直服用它到去世的那一天。后来还增添了一些治疗肠胃的药片，也是服用了一辈子。为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我的蓝眼睛的法国母亲就这样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健康。我听父亲讲，其中在58年到59年之间，有十个月里她甚至没有休息一天。

   我母亲在电台的工作，主要是以她优美、正宗的法文文笔，重新润色几位翻译同志从中文译成法文的新闻稿，同时她也从事直播，所以我记得她非常注意嗓子的保养，为此还经常让人从法国给她带来一种润喉的糖片，我尝过觉得味道很怪，几十年后我自己在巴黎的药店里又发现了它，得知是一种流传了数百年的法国的传统药方。

   每逢法语节目开播日的纪念日，即每年的6月5日，电台法语组的同事们都会到无量大人胡同我家的院子里来聚会，那种时刻对于童年的我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我不单能长时间地与母亲呆在一起，而且还能得到那么多叔叔和阿姨的关爱。我记得每次的盛会都是在大枣树和芙蓉树下，几张铺着蜡染桌布的茶几上摆着各种果脯和饼干，还有飞来飞去的蜻蜓和蝴蝶。

   在中国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里，母亲仅在1961年回过法国一次，带着我和我的姐姐。我在巴黎认识了我的外祖母和我的舅舅，十分巧合的是，我的舅舅也是在法国的电台工作——主持一个科普节目。母亲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1969年因受到伤害而离开了电台，继而在外文出版社的人民画报社又工作了几年之后，于1977年和全家人一起回到巴黎，在她对中国的回忆中，既有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中期那些美好但艰苦的时光，也有文革中令人心酸的经历。

   母亲于5月28日上午因胃穿孔而病逝，由于她在遗嘱中表示故后要把身体献给医学研究，所以就不可能有葬礼了。能够寄托家人哀思的，只有她留下的一件件遗物了，其中便有几十年前和电台同事们在无量大人胡同的几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