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小鼎（张苏扬）

    一百多年前诞生于遥远的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郊区乡村的路易.艾黎(1897—1987)，在中国是享有盛誉几近家喻户晓的外国名人。2009年他和美国的斯诺一样，同被5600万中国网民投票选举为一个世纪以来，最受广大群众爱戴的十大国际友人之一。他不但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诗人、翻译家；并且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就与左翼文坛的领袖鲁迅、茅盾颇多交往，建立友谊。

    早年的艾黎中学毕业后，作为远征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两次负伤，荣获过军功章。战后回国与人共同经营牧场，饱尝苦头，几乎丧命。1927年受轰轰烈烈的北伐大革命吸引，远渡重洋于4月21日抵达上海，任职于公共租界工部局，负责检查防火与工厂安全等措施。后结识宋庆龄受其思想影响鼓励，在史沫特莱和德籍政治经济学作家海因茨.希普(中译名希伯)的倡议组织下，与魏璐诗、耿丽淑、马海德于1934年组成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思想进一步同情倾向中国的革命。他不但多次掩护过中共地下工作者，家中还设有秘密电台以供随时与红军及陕北党中央联系。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1937 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后，他曾冒着极大风险于12月23日一个寒冷阴暗的早晨，镇定巧妙地陪伴宋庆龄安全脱险，乘船前往香港。其后又与志同道合的斯诺夫妇为广泛开展“工合”(即工业合作社)运动，支持中国全面持久的八年艰苦抗日战争，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1949年艾黎为甘肃解放而欣喜，他曾应要求，组织其亲自创办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学生，用一辆辆卡车运送部队前去解放玉门油田。五、六十年代为宣传介绍新中国日新月异的经济建设和变化，他曾经不知疲倦地几乎走遍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进行实地调查、釆访和报道。为免家室之累，他终身未娶，但却在兵荒马乱的艰难岁月，收养了几个中国孤儿做为义子，呵护抚养。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他不顾奔波劳累，从亚非、拉美到欧洲、大洋洲，世界各地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辛劳的足迹。 具有强烈正义感和大爱之心的艾黎，极其热爱生活与写作。从1948年出版第一部作品《工合！》开始，一生留下了六十多部著译，其中重要的有《艾黎自传》(中译本，1987)、《艾黎诗选》(1984)、《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1985)、译有《历代和平诗选》(1954)、《杜甫诗选》(1962)、《李白诗歌200首》(1981)、《唐宋诗选》(1981)等。茅盾晚年在对照白居易原诗和艾黎的译笔欣赏比较后，认为他的翻译方法“不拘形似，而注力于神似”，其“翻译白居易的作品既不用‘十四行体’，也不用惠特曼的自由诗体，而用了他自己独创的诗体 。”因之这种“‘再创造’而又不失原作的神韵，十分难能可贵。”充分肯定和赞扬了艾黎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作的独特贡献。 当年，生活写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曾被反动当局诬为“堕落文人”而遭到通缉，数次被迫悄悄离家外出避难；还曾写下“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的名句。这虽带有一些“自嘲”成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的确可视为他所处险象环生的恶劣境遇之形象写照！大约正是出于保密和安全考量，鲁迅与艾黎的多次会面交往，在其日记或书信中竟未留下片言只语的文字印迹。正是基于此种原因，就连耗时编纂25年方才出版，具有相当权威、收辞目近万条的《鲁迅大辞典》中，也难觅二人交谊的相关材料。这不免令人多少感到些微郁闷。 现在，笔者不揣浅陋，将过去浏览查阅过、散见于一些书刊上的有关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并略加梳理辨析，分为四个小标题撰成此文，以供广大读者和鲁研界学者参考，并希不吝赐教，予以匡正。 颇为传奇的“三国四方”晤谈 1936年4月下旬，鲁迅的学生和战友、曾参与领导左联并亲历长征的冯雪峰，受陕北党中央特别委派，秘密来到上海。此行他最主要的目的是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好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以及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的抗日统战工作。为便于安全开展工作，他首先住到了鲁迅家中。 史沫特莱从有关方面获知后，十分兴奋。她不但早在左联时期就与雪峰熟识，而且还对有关红军的活动与消息尤为关注。由于语言障碍，一时找不到合适胜任的人选进行口译，情急之中，一天便顺手“抓差”，拉着自己十分信赖、鲁迅也己熟识的新西兰战友艾黎充当临时翻译。两人于1936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前往鲁迅寓所，对雪峰进行悄悄而又略带神秘意味的釆访。——用艾黎多年后的回忆文字表述：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夜晚”。 鲁迅客厅这晚意外相遇的几位中外文化名人的秘密聚会与采访，颇具一些传奇色彩。四人都先后与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宋庆龄相识，也都是她不同时段开展工作和斗争的亲密战友或重要帮手。同时对今晚的主人鲁迅来说，三位中外嘉宾也都是他熟识的友人。他们虽属三个国籍，但都具有共同信仰与理想。身体欠佳的鲁迅自然十分欣喜，一起坐下陪同采访。同在国际性马列主义小组学习过的史女士与艾黎，日常自然用流利的英语交流，早已与鲁迅相识，且来中国已近十年的艾黎与鲁迅沟通也并不困难，史女士是鲁迅的外国挚友之一，二人会晤交谈，即使在没有茅盾陪同翻译的场合下，有时也能用德语慢慢做些交流；而家乡义乌口音浓重的雪峰与鲁迅是师生兼战友，又同属浙江籍，于二十年代经柔石引荐，又都用日语翻译或转译过不少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著作，早已建立亲密无间的深厚友谊。目前他又是党中央与鲁迅及时联系亲密合作的重要桥梁，所以近来往往相互交流倾诉、毫无倦意地长谈至深夜。然而，今晚“三国四方”几位著名文化人的聚会交流，唱主角的两位却是过去从未谋面、互不了解的雪峰与艾黎。因此，不久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不免发生了：当艾黎有时被一个重要或生疏的字词卡住暂停时，兴致勃勃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的雪峰，由于性格耿直坦诚，有时不免有点急躁起来，竟然不留情面地厉声责备道“你连这样简单的一个字都译不出来!”每当出现这种尴尬难堪的局面时，身为主人的鲁迅赶忙站起，立即向杯中续满热茶，一面对着艾黎轻声耳语几句，大多是劝慰鼓励的话，转换改变了气氛，使翻译继续进行下去。 史沫特莱以后正是根据对雪峰的采访，完成了一篇重要报道投给“因普列科尔”，即《国际新闻通讯》。艾黎事后回忆说，这是史氏“对外界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长征的报导。”后来，与雪峰同在上饶集中营监狱进行过坚决斗争的林秋若也曾撰文回忆，雪峰曾讲述过这次秘密采访，并向狱友介绍“史沫特莱是第一个向全世报道红军长征消息的外国记者。”出于考虑雪峰的安全和保密需要，在白色恐佈下素来主张以“壕堑战”方式进行斗争的鲁迅，在日记和书信中不留任何文字记录，完全可以理解。故而，这次四位中外文化名人富有传奇色彩的重要会晤与釆訪，数十年来鲜为人知；直到鲁迅百年华诞时，艾黎在1981年9月24日于《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纪念文章：《鲁迅回忆片断》，才公开披露出来，并被传为佳话。 又隔数年，临近90高寿时，这位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还满含深情地撰文，高度评价久经考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主义战士、作家、诗人冯雪峰的业绩；再次亲切地回忆起三十年代鲁迅寓所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夜晚，文中还由衷地赞美说：“当然，鲁迅本人对于冯雪峰的这番叙述是了然于胸的：他随后帮助史沫特莱完成了她为莫斯科《国际新闻通讯》……创作的特写……” 珍藏多年的一册版画与一帧像片 就在四位中外文化名人于鲁迅寓所参加“三国四方”会晤与采访的那个夜晚，艾黎多年后在《自传:忆鲁迅在上海》一节中回忆说：“在离开鲁迅的住所时，艾格妮丝交给我一册新出版的她自已和鲁迅合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 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为供中国青年木刻家学习借鉴，他曾精心选编、自费出版不少外国优秀版画家作品，以供鉴赏和参考。富有反抗精神的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1867—1945)的作品尤为鲁迅喜爱和珍视。 珂氏是世界美术史上卓有成就的杰出版画大师。早在1918年即被选为普鲁士艺术学院会员，这也是以女性艺术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十年后又当选为柏林艺术学院版画部主任，被授予教授学衔。又曾应邀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记念。可惜好景不长，1933年希特勒上台，实行纳粹法西斯统治。这位献身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的坚强女性，不但被解除一切职务，而且作品也不准展览和出版。故1936年，鲁迅在一序文中曾含蓄地揭露说：“她现在，却不能教授，不能作画，只能真的沉默……” 由于史沫特莱与珂氏是好友，故鲁迅曾托其致函珂氏求购作品。不久收到对方亲笔署名的原拓版画，这使鲁迅欣喜异常，即刻动手编选作序，复邀史氏撰文，并请茅盾翻译。为保证印制质量，又远托郑振铎转给故宫博物院印刷厂精心制版。最后用珂罗版和宣纸精印装帧，由鲁迅以“三闲书屋”印造的名义自费出版。所以，这册版画的诞生问世，不但生动见证了中外几位友人密切合作，进行文化艺术交流的业绩，而且也名副其实的称得上是一册凝聚着鲁迅和中、美、德三国作家与艺术家的心血结晶之作。 尤为珍贵的是此画册当年初版仅精印了一百零三册。“其中四十本为赠送本，不发卖，三十本在外国，三十三本在中国出售”，每本均由鲁迅手书编号并加盖印鉴，而后分别赠送珂勒惠支等国内外友好与青年木刻家。这样一册珍稀罕见的版画，喜爱收藏文物的艾黎自然视为珍宝，不久即“将它寄往新西兰妥为保存，直到解放以后，1968年赠给了绍兴的鲁迅故居。” 但这里艾黎在获赠的具体时间上，似有误记不够确切。因画册版权页虽标为五月出版，实则延至七月方才问世。而他陪同采访则应当是春夏之交的五月上旬可能性最大。为查清史实以及画册与鲁迅、史氏的关联，是否有题词、签名等问题，笔者曾函询绍兴纪念馆鲁迅研究馆刊一编委。后接电邮，现摘要如下：“经过管理藏品的同志查看，我馆藏品中是有那么一本《珂勒惠支版画集》，外面有一护套，A3纸那么大的，在这上面写有几个英文字母，最前面是“A”，后面几个看不太清。此书标明是第18本。1936年5月出版。……至于您说的是路易.艾黎1968年时捐赠给我馆的，因为六十年代在馆内的几个同志，要么已经过世，要么当时也并不是搞文物征集方面工作的，要么年事己高，记不清了，而且当初的环境，导致没有相关资料留存，这本版画集目前也无法确定就是路易.艾黎捐赠的那本。” 这里笔者首先要感谢绍兴馆保管部与编辑部有关同志认真细致调查与实事求是的答复，这就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这册版画的真实来历、价值和意义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其次，本人也想就此谈点有关看法。 虽然，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能完全肯定这就是1968年艾黎所捐，更看不出它与鲁迅的直接关联。但从该书编号序列即可看出，它确属于鲁迅前40本赠送亲朋好友的非卖品珍本，作为鲁迅挚友并为画册撰文和贡献力量的史氏，多获赠一两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再由她转赠好友艾黎作为答谢，留作纪念，也十分自然。倘若有精通英文又熟悉史氏笔迹签名的学者，能辨识“A”后的笔迹即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签名，则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里还想谈谈艾黎当年为何不将珍稀版画留存身边，可随时鉴赏，而远寄新西兰保存，其后又为何不早不晚，偏偏在文革爆发，华夏大乱的1968年，捐赠给绍兴鲁迅故居？ 他之所以千里迢迢将画册寄回新西兰珍存，这显然与不久鲁迅遽然长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与好友斯诺夫妇为开展工合运动全力以赴四处奔走，以支持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有关。解放后，他将这册凝聚着他所熟悉的友人鲁迅、茅盾、史沫特莱心血结晶之作，留存身边，既可随时鉴赏愉悦心情，又可睹物思人，怀念战友。 然而，他做梦也未曾想到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使得艾黎颇为不安，深感困惑。及至1968年夏，当“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巨幅标语竟也贴到他的家门口时，更使其生存处境愈加困难、岌岌可危。 当此之时，宋庆龄得知消息后，亲笔出具证明信，并郑重签字后派秘书及时赶送艾黎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纸护身符，才使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成为当年躲过“文革”这一空前浩劫、没有身陷牢狱之灾的极少数几位国际友人之一。所以，不早不晚，他赶忙将这册历经三十多年风风雨雨、极具纪念意义的版画割爱捐赠，饱含深情地送给鲁迅故乡的纪念馆收藏，实在是明智之举和最佳选择！ 进入1936年，鲁迅的身体已日渐虚弱，时常发烧，至十月初体重已锐减至 88镑。这种趋势引起宋庆龄、茅盾、史沫特莱等诸多亲近友人的严重关切。据十月二日的日记：“二日……下午《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至，即开始分送诸相关者。……明甫来。Granich来照相。是日不发热。”日记里提到的最后两人即茅盾和美国友人——《中国呼声》的主编格兰尼奇。原来该主编受宋庆龄委托、并代表刊物同仁由茅盾作陪，又一次来探视慰问重病中的鲁迅。由于当日尚不发烧，或许还因鲁迅抱病耗费多日心血，为纪念亲密战友瞿秋白烈士而精心编辑的其译文遗著——《海上述林》，终于在日本以“诸夏怀霜社”名义自费出版而深感欣慰，心情愉悦，精神尚可，所以便很爽快地应允配合格兰尼奇在家中精拍照相三枚。据上海鲁迅纪念馆一位原副馆长撰文考证：“其中鲁迅昂首坐于椅子上的一张侧面全身照，拍得形神兼备，面容虽清癯，却无病魔缠身之态。格兰尼奇高兴地将此照分赠友人。”艾黎也喜获一张，十分珍视。据此该照片应当系指题为“在大陆新村寓所客室中所摄之一”。艾黎喜获好友格兰尼奇所拍1936年鲁迅那张寓所照，一直小心翼翼地珍存在一个小手提包内，长达十几年，但最后仍不慎遗失；所以他深感遗憾，据此，也可看出其对鲁迅的异常敬重和感情之深！ 围绕《中国呼声》的因缘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史沫特莱与艾黎就萌生了要在上海创办一份英文刊物，以打破当局禁锢得比罐头还要严密的报刊检查和新闻封锁，让众多爱国进步人士能够畅所欲言地发表反对日本侵略的言论和文章。 据艾黎和美国作家格兰尼奇回忆，正是因为史沫特莱向美共书记白劳德建议，应尽快派人来中国办一份伸张正义的杂志，得到其赞同与支持，这样美共两位老资格党员：迈克斯.格兰尼奇（1896—1987）和格雷斯.格兰尼奇（1895—1971）夫妇接受党的派遣，赶来中国。他们先到北平，并在人脉关系甚好兼职燕大讲师的美国记者斯诺安排下，会见了东北大学的12位教授，了解日本进逼华北的严峻局势。旋即赶赴上海，拜会早已是共产国际成员的宋庆龄先生，并在其关怀与指导下，克服各种困难，很快于1936年3月15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了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使其成为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英文出版物。其中，不少文章还以铁证般事实反映中国劳苦大众所受剥削和压迫，使得深富同情心的格兰尼奇夫妇往往满含热泪翻译这些文字。 宋庆龄——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由于其炽热的爱国精神，坚韧的革命意志，独特的人格魅力，她周围始终吸引团结着许许多多国际友人，其中不少也是与鲁迅相熟相知的朋友，此时他们也都纷纷化名为该刊撰稿。如史沫特莱用R.奈尔斯，奥地利哲学博士魏璐诗（1908—2006）用露西.维伊等；就连祖籍黎巴嫩而生于美国的医学博士马海德（1910——1988）也用 P.T.奥布赖恩写稿。作为主编，时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远东支部书记的格兰尼奇几乎包揽了每期社论的撰稿。至于路易.艾黎不但积极参与刊物的组稿工作，而且几乎期期都刊有他化名撰写的文章，如《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等等。因之，众多撰稿的国际友人中也属他的化名最多，如：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韩素梅……等等。以致数十年后，当他与格兰尼奇在京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后者愉快地回忆道：“我们有好多作家，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每一期都有路易.艾黎的文章。他的假名字差不多快用完了。” 正是因为中外许多作家、国际友人的热心撰稿，刊物大受欢迎，第一期开印2000册，很快售罄；第二期即增印至5000册，杂志也很快销售一空，因为“一到报摊立即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而当时官方“蒋介石办的英文杂志《中国评论》（Review of China），只印了2700本。” 为便于更好地吸引广大读者，扩大其影响，不久还在其文后面增印了部分中文，而每期“中英文大约是一与三之比。”为庆贺刊物成功面世，宋庆龄还特意让格兰尼奇夫妇分别戴上假胡子和一顶宽边帽，略为化装后，安排大家于周末去杭州旅游。

                            张小鼎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