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魁陪同斯诺采访记 ——《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 胡东妮 骆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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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金魁陪同斯诺采访记

   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 在他的震动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 即 《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书前插页第27页,刊载了一幅斯诺摄注明为“傅锦魁” 的红军干部照片——灿烂的阳光,挺拔的身材,英俊的脸庞,深沉的笑意,睿智的眼神,潇洒的风度,俨然是一个儒雅干炼质朴亲切的“知识分子” 的形象。自1937年王福时等译《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1938年2月上海复社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本《西行漫记》70多年来,该书以不同名字,出现了多种译本,经过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总印数早已超过千万册。这本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的书,至今仍延用老译名,未校正为胡金魁(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7月出的英汉对照董乐山译本《西行漫记》仍用原译文)。只有三联书店1980年3月第2次印刷董乐山的这个译本时将傅锦魁更正为胡金魁。“傅锦魁”这个红军干部到底是谁始终是一个谜。“傅锦魁”的真名叫胡金魁。因为胡金魁有浓重的江西口音,斯诺将他的名字拼作“Fu Chin-kuei”,各位译者没有核实人名,所以都错误地译成了“傅锦魁” ,而就是这位时在红军外事处工作的胡金魁,1936年7—10月全程陪同斯诺访问了红色中国西北苏区。 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 在他的震动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 即 《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书前插页第27页,刊载了一幅斯诺摄注明为“傅锦魁” 的红军干部照片——灿烂的阳光,挺拔的身材,英俊的脸庞,深沉的笑意,睿智的眼神,潇洒的风度,俨然是一个儒雅干炼质朴亲切的“知识分子” 的形象。自1937年王福时等译《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1938年2月上海复社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本《西行漫记》70多年来,该书以不同名字,出现了多种译本,经过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总印数早已超过千万册。这本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的书,至今仍延用老译名,未校正为胡金魁(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7月出的英汉对照董乐山译本《西行漫记》仍用原译文)。只有三联书店1980年3月第2次印刷董乐山的这个译本时将傅锦魁更正为胡金魁。“傅锦魁”这个红军干部到底是谁始终是一个谜。“傅锦魁”的真名叫胡金魁。因为胡金魁有浓重的江西口音,斯诺将他的名字拼作“Fu Chin-kuei”,各位译者没有核实人名,所以都错误地译成了“傅锦魁” ,而就是这位时在红军外事处工作的胡金魁,1936年7—10月全程陪同斯诺访问了红色中国西北苏区。 ——《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

 
 

 

 

  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 在他的震动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 即 《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书前插页第27页,刊载了一幅斯诺摄注明为“傅锦魁” 的红军干部照片——灿烂的阳光,挺拔的身材,英俊的脸庞,深沉的笑意,睿智的眼神,潇洒的风度,俨然是一个儒雅干炼质朴亲切的“知识分子” 的形象。自1937年王福时等译《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1938年2月上海复社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本《西行漫记》70多年来,该书以不同名字,出现了多种译本,经过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总印数早已超过千万册。这本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的书,至今仍延用老译名,未校正为胡金魁(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7月出的英汉对照董乐山译本《西行漫记》仍用原译文)。只有三联书店1980年3月第2次印刷董乐山的这个译本时将傅锦魁更正为胡金魁。“傅锦魁”这个红军干部到底是谁始终是一个谜。“傅锦魁”的真名叫胡金魁。因为胡金魁有浓重的江西口音,斯诺将他的名字拼作“Fu Chin-kuei”,各位译者没有核实人名,所以都错误地译成了“傅锦魁” ,而就是这位时在红军外事处工作的胡金魁,1936年7—10月全程陪同斯诺访问了红色中国西北苏区。

   与斯诺成为好朋友 胡金魁是1906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峽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老红军。他12岁时就离家到吉安当学徒工。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工人运动, 成为当地赤色工会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组织工人响应秋收起义。十年内战时期,他在毛泽覃领导下重振工会,在红军总司令部工作,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曾被错抓为AB团,获释后调到中央政治保卫局任科长,邓发介绍他入党,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陝北后即调入中央外事处,担任外事处暨陝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交际处) 处长。最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苏区政府外事处只有三个人,周恩來是部长,另有一个秘书王立人。在此期间,胡金魁常常跟随并直接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聆听他们的指示和教诲。他接待了国内许多有革命理想的知识青年和著名人士,如作家丁玲、电影演员江青等,还接待过一些外国记者和国际友好人士,如史沫特莱、斯特朗、海德姆博士(马海德)、柯棣华大夫、爱泼斯坦等。其中尤以接待和陪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边区采访3个多月的经历最为珍贵。

   1936年7月至10月间,斯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成为第一个来到边区的外国记者,采访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所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写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引起世界人民的极大同情和支持。毛泽东以博大胸怀,周恩来以热情真诚的态度,迎接这位有好奇心,尊重眼见为实、客观公正的美国客人的到来。 关于对斯诺的接待和陪同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他们分别对胡金魁作了详细交待,指派他全程陪同好斯诺的采访。强调生活饮食上,务必要使客人来后感到“宾至如归”, 吃饱吃好。从各方面尽力满足他对采访的愿望和要求,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还要保护好他的安全,保证一路平安愉快。要坚决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宣传,使斯诺访在问中认识我党我军和我红区人民的真实面目。 胡金魁接受任务后,首先对斯诺的生活作了周密安排。从斯诺1937年7月13日抵达陝北苏区第一站安塞县百家坪起,一路陪同斯诺和同行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到保安和保安以西宁夏甘肃边境采访,直至同年10月20日把斯诺安全送出苏区南部边境洛川,从而帮助斯诺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囯苏区的真正面貌。

1936年7月上旬,周恩来在安塞百家坪迎接斯诺,向斯诺提供了92天的访问苏区的计划,告诉他可以提供一切帮助,他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周恩来并首先接受了他的采访。按毛泽东、周恩来安排,胡金魁作为外事处专使与保卫局干部李长林一起,陪斯诺踏上了去苏区临时首都保安的路途。出发那天早上,斯诺发现只有他自己、胡金魁和李长林有坐骑。胡金魁的坐骑是一头壮实的骡子,负担已经相当重,李长林骑的是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而斯诺跨在仅有的一匹瘦骨嶙峋的马上,不知那马是不是真在他的胯下,他感到真象腾云驾雾。就这样他们与三十几个护送物资的战士一起,说说笑笑地向保安进发。 经过对周恩来的采访和三天路上与干部战士的交谈,斯诺初步感受到一种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者身上所特有的品质。他到达保安就住进了外事处招待所。斯诺住房是胡金魁早先安排好的一间座北朝南的房子,空气流通,阳光充足,挂着洁白的新窗帘,斯诺很满意。毛泽东住的窑洞就在下面不远的地方。住下后吃饭也由胡金魁安排。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每天给他准备小米粥、烤馒头、炒鸡蛋一类的伙食,尽可能调剂出不同花样。斯诺总是吃得有滋有味,并高兴地说,他胖了、体重增加了不少。当然他也说:“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厌,但并不妨碍我狼吞虎咽,食量之大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对我作了让步,用保麸面做馒头给我吃,这种馒头烤着吃也不错,有时我也吃到猪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为主,轮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倒过来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还有辣椒、葱头、青豆。我极想咖啡、黄油、白糖、牛奶、鸡蛋等等许多东西,可是我只能继续吃小米”。 胡金魁更重要的工作是,负责联系、安排、引导和协助斯诺的采访,根据周恩来的计划、斯诺的要求和各单位的邀请,胡金魁周祥地安排好单位、人员、时间、地点和采访内容, 带领和陪同斯诺顺利进行了自由采访,见到了他想见的人,看到他想看的地方。 胡金魁还常常去看他,跟他聊聊天。开始胡金魁对斯诺有点不放心,不免流露出疑虑的神色,斯诺却不在乎这些,往后他不断地说,我是“孙悟空”、“穿山甲”,国民党铜墙铁壁封不住我,我不是来到红色苏区了吗?我是来看看中国共产党红军,到底他们是不是有信仰、有觉悟、有纪律、有纲领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初次与斯诺接触,胡金魁还担心自己因为语言不通难以接待好,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斯诺“不仅会讲一口流畅的中国普通话,而且还懂得不少上海地方方言。他很善于和周围的人交朋友,有空还主动向我问长问短。当他了解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时,便自告奋勇当我的老师,教我识字学文化;我认识的英文字母和用英文的自我签名,都是他教会的。” 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斯诺在聊天时对胡金魁说,他1928年23岁就來到中国,“我想我是到东方來寻找‘东方的魅力’的” ,但1929年6月他访问了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却使他极为失望,那是什么样的“东方魅力”啊!。他在那一段恶梦般的日子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他面前活活饿死,而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可是却没有运去救济灾民。他深为迷惑不解的是这些灾民为什么不造反?这次他冒着生命危险到苏区,就是来寻找真正的“东方魅力”的,要解开一系列未获解答问题的真相: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社会先知还只是不过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胡金魁等的协助下,斯诺通过三个多月的自由采访,终于向世界揭示了这个谜底。

   在苏区临时首都保安 斯诺一走进保安,就看到大街两旁悬挂着,欢迎美国记者访问苏维埃中国的中英文标语。快到红军司令部时,只见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列队欢迎,而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们和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等五老也集体出来迎接。保安几乎所有红军官兵手持简陋武器集中到一个大场子里,召开了欢迎国际友人斯诺群众大会。干部战士代表接二连三热情致辞,大家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斯诺深深被感动了: 这支队伍兵力看起来很薄弱,但却散发出一种献身精神,他们真是勇敢无比,视天下为己任啊!

7月16日,胡金魁就引导斯诺到毛泽东的窑洞去,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在一霎那间所得的笫一印象是: 毛泽东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他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是一个傍晚,尽管南京悬赏二十五万元要毛泽东的首级,毛泽东却毫不介意地光着头和其他人一起在街上走,还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随后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多次淡话,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斯诺对毛泽东进一步的主观印象是: 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关于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斯诺对毛泽东和时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等领导人进行了十多次采访,每次都是斯诺用英文记录下來,再译成中文由毛泽东改正,再由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即吴黎平)译成英文,保证了报道的准确性。毛泽东等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是将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但是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是无法实现的。毛泽东强调,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红军已经重申愿意合作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抵抗侵略者,在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这三个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够打败日本军队。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会是很长久的,但到最后日本还是要被打败的,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避免在战争初期进行大決战,而应该逐步打击敌军有生力量,还应在农民中创建大量的游击队。

斯诺在林彪校长陪同下参观了红军大学,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情绪的真实性。据说林彪从來没有吃过败仗,大学有个老战士班,平均年龄28岁, 有8年作战经验, 受过3次伤,全班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超过200万元。而这个学校的课程中包括共和国的策略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运动战、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发展等,就足以说明红军早已预见到,而且在积极计划对日本打一场独立战争。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红军有充分决心要抗战。斯诺还应林彪再三要求给学员作了英美的对华政策的讲演。 胡金魁又陪着斯诺去看红军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离日落还有两三个小时,保安军民似乎已倾城而出去看演出,洛甫、林彪、林伯渠、毛泽东等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也都分散在观众中间。节目有三个小时,有叫《侵略》的短剧, 《丰收舞》、《统一战线舞》、《红色机器舞》等舞蹈, 合唱《国际歌》等歌唱, 社会剧, 新闻活报剧, 哑剧,共同的两个中心主题是抗日和革命。演出中斯诺也应观众要求唱了一首美国民歌《荡秋千的人》。斯诺觉得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但优点是采用活的题材,演出生气勃勃, 幽默风趣, 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 演出结束的第二天,强烈好奇心就驱使他访问了这个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危女士介绍了从江西苏区开始组建的红军剧社的历史,使斯诺了解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更巧妙的武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一个盛大的巡回演出,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他们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为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 一个周末,在灿烂的阳光下,农民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在田间劳作,毛泽东戴着草帽也在那里收割麦子,斯诺赶过来和毛泽东打招呼,毛泽东告诉他我们有个星期六突击队,一到星期六,只要没战事,我们都要来参加义务劳动。斯诺也接过毛泽东手上的镰刀,笨手笨脚地割起了中国的麦子。晚上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在饭堂吃晚饭,桌上摆着土豆、豆角等小菜,毛泽东面前多放了一碗红辣椒,用馒头夹着辣椒吃,斯诺也学着这样吃被辣得直打喷嚏。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这话被大家驳倒以后,毛泽东不得不唱起《红辣椒》表示认输。 斯诺來保安已一个多星期,他自由自在地参观访问,曾经是神秘的一切变成一切都那么新鲜,这是物质贫穷与精神富有巨大反差的崭新世界,斯诺决心进一步揭开这个新世界的帷幕。

斯诺通过对苏维埃社会、苏区贷币的解剖认为,重新分配土地是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个根本要素,红军不论到哪里鄀根本改变了所有贫苦农民的处境,取消了一切捐税,把土地分给缺地的农民,没收有钱阶级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给穷人。依附于农业经济的代议制政府结构,从村到中央苏维埃逐级建立起来,并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少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而苏维埃经济至少要完成两个基本任务:供养和装备红军与为贫苦农民解燃眉之急。胡金魁把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请来解答了这个问题:对群众不收税、对剥削阶级狠狠收税,加上人民自愿捐献、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银行贷款,尽力节约、防止舞弊等来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斯诺觉得这不是仅仅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而苏区的经济不久一定会发生变化。胡金魁还请来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介绍了苏区学校、社会、军队三部分的教育制度。

这些访问使斯诺对苏区各方面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但是斯诺置身在保安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 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他暗自思量怎么才能把红军孕育的动荡解释清楚,这不仅需要叙述历史事实,更要深入剖析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于是在采访了众多高级将领毛泽东、洛甫、林彪、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陆定一、李克农、杨尚昆等他能采访的所有红军干部、战士和“红小鬼”之后,斯诺希望毛泽东向他讲述自己的革命历程和人生传记,并“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但毛泽东认为他“个人是不关重要的”,没有同意,却列举了十八个领导人,指出党之所以不可战胜,再一条原因在于有人才,有一批革命领导干部,他们才能非凡, 忠勇双全,朱徳、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罗迈、邓发、项英、徐海东、陈云、林彪、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萧克,还有许许多多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优秀同志,通过所有这些同志的通力合作,创建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并建议斯诺先到宁夏红军的前线去采访。当时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20万大军与红军对峙,战斗频繁。斯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红军前线去 8月下旬,他们出发了。一路上,胡金魁和李长林陪同斯诺骑马西行,不受任何限制地采访了红军将领、士兵和工农群众。同行的还有吴亮平,途中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学生)也赶来了,他应斯诺邀约来为他作翻译。

在农民家里,斯诺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朴实和殷勤好客,他们住在茅屋中,睡在土炕上。当农民看到斯诺这个“洋鬼子”时,不仅腾出干净的屋子让他居住,还热情地杀鸡招待他,并拒绝收钱。同时,斯诺也看到,作为红军干部的胡金魁严格遵守红军纪律,吃饭、买东西都主动付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后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经典著作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第一节《同红色农民谈话》中,这么写道:“我当时是同胡金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事处派来陪我上前线。像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胡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斯诺还写道“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去的时候,一路上借宿农民的茅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门板那样的奢侈品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绝收我的钱。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我。” 一天夜里在陕北靠近甘肃的周家村里,胡金魁找到一个住有五、六户农民的院子住下来,晚饭后一些农民到他们屋子里聊天,农民抱怨红军骑兵在村里住了几天,使村里玉米和干草储备大为减少,胡金魁问骑兵买东西不付钱吗?一个仍留着辫子的老头回答,他们付钱,问题在我们只夠自己吃的,还要过冬呢,明年一月合作社肯卖粮食给我们吗?苏区的钱能买什么?连鸦片也买不到。胡金魁承认鸦片不能买到,但合作社有不少粮食、布匹、煤油、蜡烛、针、火柴、盐。胡金魁又开导他们:我们的生活同你们一样苦,红军是在为你们,为农民工人打仗,保护你们抵抗日本和国民党。就算你们不是总能买到你要的那么多的布,买不到鸦片吧,但是你们也不用付税,你们也不欠地主的债,不会失掉土地房屋,是不是?那么你是不是喜欢白军?白军收了你们的庄稼付给你们什么?一听到这里,一切抱怨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意见是一致的:当然不,老胡,当然不!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当然要红军。谈话一直快到九点,使斯诺更感兴趣的是,当他问农民对红军和白军执行的政策有何感受时,农民们竟然无拘无束,要知道“这次谈话是在胡金魁面前进行的,农民们似乎并不怕他是个共产党‘官员’,他们似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且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确实也是农民的儿子。”那个留着辫子的老头离开时仍在问保安有鸦片吗?胡金魁无奈地对斯诺说,你相信吗?那个老头是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但他仍要鸦片!这个村子需要加强教育工作。

斯诺则夸赞胡金魁, 你把他打败了! 到了苏区“工业中心”吴起镇,斯诺参观了红军的制药厂、被服厂、制鞋厂、 制袜厂, 还有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火药、小炮弹、枪弹和农具的兵工厂,不过兵工厂产品粗糙,大部分装备游击队,斯诺参加他们的会议,参观红军阅览室——“列宁室” ,阅读他们的墙报和课本。斯诺还和红军战士一起参加红军演出和晚间游戏,输了,也要表演节目,唱他刚刚从胡金魁那儿学会的歌曲:“鸡娃子叫,狗娃子咬,当红军哥哥你回来了。”他那外国腔让红小鬼们笑得前扑后仰,掌声雷动。斯诺和外事处代表胡金魁、一个能说英语的大学生、一个医生、一个战士还组成临时篮球联队,挑战兵工厂篮球队进行篮球赛,结果联队被打得稀烂。在吴起镇和红军的后勤基地河连湾,斯诺不放过任何机会,采访了工人、管理员和工程师,了解包括女工待遇和产假以及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问题等, 整理了十多个可以报道的故事。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苏区这个奇特工业中心的年轻气氛: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但在前往红军前线采访途中,斯诺曾经有过“打退堂鼓”的打算。途中访问吴起镇后一天中午,斯诺了解到蒋介石即将发动对苏区另一次大攻势,于是产生了到国民党占领区,即兵力较强的一方报道的打算,对是否去红军前线向吴亮平表示了犹豫。吴亮平劝他说:你不去我们红军的前线,你会后悔的!你这次采访也是不完整的。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而胡金魁则以生气来激将,对吴亮平大声说:“我看哪,干脆你陪他回去,我一人去前线。”胡金魁这么一生气,反倒让斯诺想通了,决定继续前进。胡金魁还是一个人在那儿生闷气,斯诺走到胡金魁身边说:“胡同志,走!带我去前线!”胡金魁这才露出了笑容,带领斯诺继续向西边的红军前线指挥部奔去。 从保安出发两个星期走了200公里,终于快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宁夏预旺堡了。看到一队人骑马朝他们奔来,其中一个认识胡金魁,赶紧下马向胡报告说:“彭总正在等候你们!”随后,大家快马加鞭,见到彭德怀率一行高级将领在司令部门外迎候他们。一下马,胡金魁就向彭德怀敬礼说:“彭总司令,美国客人埃德加.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安全到达。”彭还了军礼,握着胡的手说:“你们辛苦了,任务完成得很好!”胡还向彭总介绍,黄华同志就是王汝梅。 在宁夏前线,斯诺采访了彭德怀、李富春、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陈赓、张爱萍、杨成武、杨得志、肖华等著名红军领导人和一批普通干部战士。使斯诺明白了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的由来,真正相信了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 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 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了解到红军是中国唯一一支政治上铁打的队伍。 准确的数据很有说服力。斯诺原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现在发现自己完全错了。红军的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普通士兵平均年龄只有19岁,许多人却已经作战7、8年甚至10年,干部战士50%以上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60-70%的士兵都有文化,士兵和指挥员一样没有正规薪饷,但都有权取得一份土地和其中的收入。

军官平均年龄24岁,平均有8年作战经验,连长以上都有文化,可是伤亡率很高, 达百分之23-50%,因为他们都同士兵并肩战斗,习惯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从最高级指挥员到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样,共产党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他们70-80%的枪械弹药都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 而要了解中国红军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必须对他们的内在精神、士气斗志、 训练方法有所了解,更重要是要对他们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有所了解。作为一方面司令员的彭德怀就给斯诺很深的印象: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作风,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 很有才智,善于驰骋, 又能吃苦耐劳, 是个很活泼的人。一次红二师演习,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他突然向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斯诺喊着“冲到顶上去”,自己却象兔子一样窜了出去,比大家都先到达山顶。又一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二百里到敌区的海原,彭德怀早饭前发完了必要的命令,下来同斯诺一起吃饭后就出发了,好象是下乡去郊游,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着自己。彭德怀贫苦的童年和曲折的经历充分说明了他为什么投奔红军。自从他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他就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信念而奋斗。斯诺问他游击战的问题,他要斯诺先去看苏区出版的毛泽东写的一本小册子,而后把自己的总结讲给斯诺。最后结论是: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斯诺对美、英、法、日、意、德的军队都比较熟悉,但是他相信中国农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 是无法打败的。

红军的优越性在于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致胜意志,他们是相信自己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军队,他们建军教育的成功,能够抵抗得住敌人技术、数量的巨大优势。斯诺参观了团和连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心“列宁室”,看了藏书、墻报,和红军指挥员对弈, 与战士打乒乓球却不是他们的对手, 听了留声机放的没收来的美国、法国歌曲唱片,还参与了文化学习中的“乌龟”怎么升上“飞机”的游戏, 参加了连队政治课,考察专设的研究军事战术的土制模型。斯诺见到一些红军小战士,个个目光炯炯、脸色黑红,军装上衣口袋插着笔,下襟拖到膝盖, 两个大荷包装着学习小本、针线包一类东西,回答起斯诺提的红军在哪个方面比其他军队好的问题, 个个争先恐后地说:红军是革命军,红军是抗日的, 红军帮助农民, 红军里人人平等, 红军军官来自战士完全靠表现提拔, 红军战士自愿当兵为解放人民打仗, 群众爱红军总是在各方面帮助我们等等,生动说明他们的革命觉悟是他们斗志的主要支柱。小红军们还活灵话现地讲述了他们的战斗故事,斯诺拍着他们的肩膀庄重地称呼他们是“小红军老大哥”,小红军们谦谦有礼稳重回答:“俺们作战经验还差得远呢”。斯诺看到他们,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 8月26日,胡金魁又陪同斯诺去预旺县鼓楼红十五军团司令部采访,军团司令员徐海东与斯诺一起去了七十三师前线,还到了与白军对垒的韋州县红城子红军阵地,看了红军剧社演出,向他介绍了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斯诺印象中,徐海东是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他常称自己是“苦力”,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善良、勇敢、无私、诚实的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他的经历在他思想深处永远留下一生永不磨灭的阶级仇恨。由干徐海东的部队要转移,斯诺也跟着指挥若定的大军出了城,突然下达了防空演习命令,只见战士们快速离开大路躲进草丛,戴上伪装帽、草披肩, 在小土墩上支起了对空射击的机枪,几分钟内整条长龙就在草原上消声匿迹了。斯诺在大碉堡与徐海东分手后,骑着徐海东借给他的宁夏好马,飞也似地奔回到彭德怀司令部,又跟随彭德怀部队向南方转移,接应朱德和二、四方面军北上,随军考察了部队实践“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动。

到红军前线采访一个月后,斯诺、马海德和吴亮平、胡金魁、黄华在宁夏预旺堡兵分两路。马海德由黄华陪同随部队前往甘南,去亲眼看一看红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三军会师”的伟大场面。而斯诺随彭德怀部队行动到碉堡子与彭德怀分手,仍由吴亮平和胡金魁陪同踏上了回保安之路,四五天后来到甘肃河连湾,与蔡畅、李富春和聂荣臻两夫妇重逢。胡金魁没忘记再次请蔡大姐,为斯诺又做了一顿美滋滋的法国大餐。 斯诺从宁夏、甘肃前线返回保安的路上,与胡金魁骑着马一路上有说有笑,他们早已是好朋友。

斯诺说,这次没有见到朱德总司令很遗憾。

胡金魁告诉他,朱总司令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会师的,你不能再等一等?斯诺说:不行,我妻子佩格来信说她已经到了西安,正准备到保安来,我得回去接她。胡金魁开玩笑说:“哟,还是老婆重要哟!”他们从甘肃河连湾南下的路上,看到一队少年押着两个被俘的民团匪首,斯诺以为他们就要被枪毙了,就去问胡金魁。胡金魁摇摇头说:“我们不杀俘虏的民团,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土。” 斯诺大西北红色高原之行,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见到了真正的中国红军,看到了中国新的力量和新的希望,給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红军真善美的形象深深感动了他,他感慨万千地表示,此行找到了人类解放的一个途径,找到了人类生命意义之所在,找到了真正“东方魅力”的故乡。陪同斯诺在红军前线采访,也给胡金魁留下了美好难忘的人生回忆——大西北的夜空是很清新的,因此,斯诺特别喜欢露宿。在星光下,他常常和我们畅谈到深夜,而且总是谈得那样的诙谐、乐观。记得有一次,当他谈到他来苏区采访时,国民党造谣,说到苏区去共产党是要‘剥猪猡’(即杀害之意)时,他乐哈哈地告诉我:“我倒真感到了‘游子如归’,自由无束哩!一路上,你们怕我喂了狼,夜夜陪我露宿。我这个‘外国佬’一点也不孤独,不寂寞,更不必担心‘剥猪猡’”。斯诺在参观访问之余,还不时给我们讲一些风趣幽默的小故事。

   《毛泽东自传》的诞生 10月初回到保安,斯诺又住进外事处招待所,生活依然由胡金魁负责安排照顾。随着采访的深入进行,斯诺会有一些新的愿望和想法。胡金魁了解后及时向上级反映。斯诺感到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编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了,但还是缺少毛泽东的传记材料。斯诺正琢磨着毛泽东会不会向他讲述个人的历史呢,胡金魁带来了毛泽东要斯诺当天晚上过去的邀请。斯诺有点不敢相信:“真的?”胡金魁认真地说:“真的?不是真的,难道还有假?我们红军没有说假话的。”

当天晚上9点斯诺再次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在斯诺再三要求下,开始了对毛泽东个人历史的采访。这就是后来斯诺报道的《毛泽东自传》的诞生的源头。

这天,毛泽东兑现了他的诺言,一连花了十几个晚上在自己窑洞那昏黄的烛光下向斯诺讲述了他的“自传”。

1937年,斯诺把毛泽东自传以第一人称在美国ASIA(《亚细亚》)月刊7月至10月号上连载,同年8月经上海复旦大学《文摘》主编孙寒冰介绍,由汪衡翻译为中文发表,同年11月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单行本图书《毛泽东自传》。

1938年2月,斯诺又将其收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在英国出版。 毛泽东对斯诺的前线之行首先表示了感谢,而斯诺再向毛泽东提交了一分有关他个人历史的问题表,毛泽东看了这些问题沉思起来,斯诺进一步说, 大家读了你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你不是还说你曾受过华盛顿的为人和《法国革命史》的影响吗?毛泽东说我哪里能跟你们的开国总统相比哟!然后平静地提议:既然这样,我同意你说的,告诉他们一个真正的活着的毛泽东,不过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概括地把我的经历讲给你听好不好?斯诺高兴地叫起来:“我要的就是这个!”此后十几个晚上,毛泽东都是从九点开始到凌晨两点,用他浓重的湖南方言向斯诺叙说了他的人生,斯诺则像搞秘谋的人一样,伏在那窑洞铺着红毡的桌子上奋笔疾书。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自己的生平故事告诉了别人,而且是一个外国人,而斯诺则是第一个知道并且唯一采访过毛泽东自传的人。后来斯诺在其自传式著作《复始之旅》中再次回忆了这段经历: 在此后连续几个晚上的会见中,毛带来了他本人写的提纲,他给我的不是需要我花很大功夫去整理和连缀在一起的素材,而是一份大致完整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代革命者的叙述。 斯诺回到保安,晚上采访毛泽东,白天加紧整理陕北之行采访的素材,还抓紧时间采访了博古、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伍修权等红军高级将领和李德,和他们一起打篮球、打网球、打桥牌,还和他们一起用可可粉制作咖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斯诺离开保安前夕,毛泽东來到外事处招待所看望斯诺,告诉他,四方面军先遣部队已在会宁与一军团陈赓的一师会师, 他就可以安全回西安了。

毛泽东还第一次向斯诺讲述了共产党欢迎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具体条件。斯诺则给毛泽东拍了戴着八角红星军帽的照片作为纪念,毛泽东取出几枚江西中华苏维埃的银帀送给斯诺留作纪念,真诚感谢斯诺: “您是第一个冲破封锁来采访我们情况的人, 希望你回去后忠实地报道中国革命和苏区红军的情况,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胡金魁回忆,斯诺说三个月的访问没有白来,他首先感到高兴的是结识了他十分钦佩的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他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他的判断都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他又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他对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在斯诺看来,毛泽东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斯诺有机会核对毛泽东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 在谈到周恩来时,斯诺说,周恩来深沉敏锐的思考、惊人的分析推理判断、谈吐缓慢谦逊,充满民族自信自豪自尊感,周恩来胸怀忠诚坦荡, 具有天宇般的精神、宽宏博大的目光。斯诺还谈到,周恩来、鲁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荣光!他们的足迹是中国人民不可磨灭的前进路标! 斯诺这次虽然没有见到朱德,但在访问中得知红军非常热爱自己的总司令,朱德品德具有中华民族“朱红” —“血”的特色,他以爱护部下, 关心人民群众疾苦闻名天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毛泽东是它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则是它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它的生命。朱德有精湛的军事天才,知己知彼,打起仗来总是得胜。 胡金魁回忆,斯诺在整理笔记过程中,还严肃认真地思考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斯诺曾经预言,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 胡金魁记得斯诺还发过这样的议论:农业现代化、 军事国防、轻工业都有赖于重工业大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没有强大的工农业为经济基础,使中国彻底摆脱贫困,那么,它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文化都将患严重的贫血症。结果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分娩的一切痛苦,最后却可能是没有生产子嗣。没有强大的物质文明, 精神解放也将是空洞而辛酸的。 斯诺还曾说:“中国革命一旦胜利,实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并不难,关键是农业、工业大生产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能违背历史规律在这个历史大峡谷上作盲目的跳跃,那样是会犯错误的。” 斯诺还议论说:“中国共产党人如果象现在‘红色苏区’一样,始终坚持一贯实行民主集中制,把马克思主义精湛理论准确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中去,化为人民生命意志,象今天红军善于打胜仗一样,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善于培养使用人才,懂得‘知识’对建设社会主义作用,那必然, 中国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光辉典范永远屹立于世界东方了。”

   友谊地久天长

胡金魁回忆说:“斯诺带的东西很多,有好几部照相机,大量的胶卷,许多必用的书报杂志和笔记本,一共有几麻袋,我们专备一匹马给驮这些东西。采访中,他自己累得满头大汗,却经常翘起大拇指夸奖我们为他分担了重任;我们当然更是感谢他远涉重洋、不辞劳苦到大西北来采访,宣传红色中国,介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而在斯诺眼里,胡金魁“具有大学毕业生的文雅、沉着风度,但他却是一个完全自学,或者说是由红军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为人幽默、有耐性、机警和勇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五年前,他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工厂工人。”(这段文字发表在《斯诺眼中的中国》的《一个“红小鬼”的成长》一节中,由斯诺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编著,中文版由王恩光等翻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显然,斯诺对这个“红小鬼”的成长,感到十分的惊讶和佩服。其实,1936年的这个时候,胡金魁正是而立之年,整整30岁,已经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镇定自若的第一代“红色外交官”了。 和斯诺朝夕相处了三个多月,胡金魁和斯诺成为好朋友。斯诺给胡金魁还照了很多照片,除了《西行漫记》和美国《生活》杂志1937年2月号发表的那张单人照(即图2)之外,斯诺还留下了自己和胡金魁、李长林三人一起骑马的合影。(见图3)斯诺告诉胡金魁,他在红色中国的采访,是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 1936年10月下旬,斯诺结束了在红色苏区的采访行动,仍由胡金魁负责送行,10月20日他们在洛川依依惜别。告别时,斯诺请胡金魁在他的笔记本上签下了他教的英文签名,还送给胡金魁一只圆型挂、座两用表和一只派克钢笔。胡金魁说啥也不肯收下。斯诺说:“这两件东西对你学习、工作都有用,你一定得收下,我一到那边(指白区)就会有的。”

胡金魁非常感动,收下了两件珍贵的礼物,并一直珍藏着,陪伴着他走过了难忘的战争岁月。

1939年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的胡金魁临时回延安,恰遇斯诺第二次到陝北苏区,老友重逢分外亲切,这是胡金魁与斯诺的第二次握手。

七十余年后,著名画家沈嘉蔚(现旅居海外)创作了多幅以《西行漫记》为题材的大幅同名油画《红星照耀中囯》,每一幅都集中展现了斯诺和他采访过的中共苏区领袖及主要将领的形象,而胡金魁也正在其中。他后来对偶然结识的胡金魁子女讲的话,令人颇为惊讶:他说自己正是看到了胡金魁的(斯诺拍摄)照片,方才改变了对红军的印象,也促使他在创作《红星照耀中国》时,每幅都融入了胡金魁的身影,且其中一幅竟然将胡金魁安排在斯诺身边最最醒目地方。 胡金魁顺利送走斯诺后又回到外事处,不久又先后兼任红军驻洛川、三原联络站长。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带领一队警卫战士和电台跟随周恩来奔赴西安,作保卫工作和统战工作,还按毛泽东要求,为苏区搞到了几部印刷机。1937年1月胡金魁随苏区首都搬迁来到延安,仍在苏区政府招待处,并于当年秋就任新成立的陝甘宁边区政府首任交际处长。抗战爆发新四军成立后,叶挻、项英到延安要干部。胡金魁一直渴望到前线去 ,他说他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特别渴望到前线去,他想这是一次机会。中央组织部门终于同意了他的再三请求,派他到新四军工作。1938.5月,胡金魁就南下了。而当时很有一些人却热心往办事处、联络站里钻(见张爱萍将军人生记录《从战争中走来》)。时过将近二十年以后的五十年代初,胡金魁在担任武汉中国人民银行监委(政委) 和中南统战部副长时,又有两次调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一次调他到中央人民银行作领导工作, 另一次是调他到中央统战部作领导工作, 两次都被他婉拒了,他的理由仍然是,他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还是留在基层吧。 皖南事变前夕,时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的胡金魁连续数次向军部报送了国民党顽固派将有七个师包围新四军的重要情报。并全程亲历皖南事变,最终率45名幸存的排以上干部突出了重围。 到达盐城新四军新军部后,他领受了陈毅、刘少奇亲自下达的开拓华中根据地抗帀事业艰巨任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他为开拓发展华中、华东两个根据地的金融经济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解放前后,他作为南下支队负责人之一,前后负责接管并领导了开封、武汉两个省会市的金融银行系统的工作。先后担任豫皖苏工商管理局副局长、经理兼开封市中州银行行长,武汉中国人民银行监委(政委)兼付理。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他相继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南统战部副部长、湖北省委委员(当时无常委制)、省委统战部长,并且同时担任省政协第一副主席和省人大副主任而身兼三职,直至1982年7月因病辞世。 他一生中曾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毛泽覃、邓发、叶挻、陈毅、刘少奇、曾山等老一辈革命家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工人运动、武装斗争、政治保卫、外事接待、联络情报、金融经济、统一战线、政协人大等多条战线建立了功绩。 负责接待并陪同斯诺访问红色苏区的往事,是胡金魁人生最难忘的记忆之一,也是他在陕北完成的一件重大政治任务。但他不仅终身坚守党纪、守口如瓶,而且在历次自传材料、整风材料中从不涉及,即使在子女面前也从不谈及。《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后,将他的名字译作“傅锦魁”,其后屡次再版均未纠正。而胡金魁生前从未向任何部门提出过任何修改意见。只是多年后,从他保存的战争时期的笔记本和书籍上,留下了斯诺教给他的英文大小写字母和他的英文签名中,人们才能寻出蛛丝马迹图(4,5)。家中书柜里这本书伴随5个孩子长大,他们丝毫不知道那个与斯诺并肩骑马的和蔼可亲的红军军官竟是自己的父亲!直到后来各种史料陆续公开,子女们才知道父亲负责接待和全程陪同斯诺采访的往事。而当孩子们向父亲求证时,胡金魁只淡淡地说:“书中(指《红星照耀中国》)将外事处公开了,当年我们说好的,对外要保密,只说是招待处的呀!”然后依然缄默不语。孩子们也只能从《西行漫记》斯诺的记述和别人的回忆中,才能略知一、二父亲全程陪同斯诺访问的生动故事。 1982年春,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的斯诺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访的斯诺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与重病中的胡金魁愉快地见了面,一起畅谈往事。 胡金魁夫人杨湘君及长女胡苏娅、二女胡东妮、幼女胡小军也与洛伊斯亲切会面。(图8,9)后来, 在重病病榻上的胡金魁,应多方记者要求,才打破了四十余年的沉默,口述了当年他与斯诺交彺的往事,在夫人杨湘君帮助下回忆整理了《我和斯诺》、《斯诺和红军》、《斯诺在保安》、《我是来寻找东方魅力的》等文章,发表在《斯诺在中国》, 《时代的报告》、《长江日报》等报刊上。 与斯诺同去陕北苏区访问并后来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也与胡金魁家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3年的一天,马海德兴奋地用拳头“砸”向一位采访他的女记者胡苏娅(即胡金魁的长女、时任“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研究会”兼职会员)的肩膀,激动地说:“刚刚你还在采访我对麻风病的看法,我才听摄影记者介绍,原来你就是胡金魁的女儿?太好了!你知道当年在延安的‘老外’都在打听你爸爸的消息吗?我们找他找的好辛苦。初到延安陪同我们的第一位共产党人就是他,他是那么的让人怀念……”同样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丁玲这位未到延安就已经红遍中国的左翼作家,亲热地对胡苏娅说过同样感人肺腑的话。 胡金魁全程陪同斯诺访问陕北苏区已是将近80年前的往事,胡金魁子女获知此事也将近40年了,胡金魁和夫人杨湘君也相继辞世多年,但胡金魁子女对父亲生前的这段幸事始终记忆犹新。2006年,在纪念胡金魁诞辰百周年之际,胡金魁儿子胡立东全家和胡金魁幼女胡小军回到故乡,(图13)胡金魁子女孙辈全家又齐聚武汉,缅怀老人,回忆这段往事。2009年,我们再次阅读了斯诺著作和父母亲留下的遗作、工作笔记本,撰写了两万余字的《一个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胡金魁同志生平事蹟故事片断》,陪同斯诺访问是其中重要一部分。以此为基础,我们接受《楚天都市报》记者采访,该报以《老部长胡金魁传奇》为题作了整版报道。又以此文为基础,胡金魁家乡峽江县委组织部和电视台采访我们,拍摄了胡金魁生平专题片,获得江西吉安地区电视专题片一等奖。再以此文作参考,军旅作家、《记者之王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一书作者丁晓平撰写了两万字的《红军外交官胡金魁传奇》,分别在《党史博览》杂志2010年第11期和《湖北文史资料》2011年第1期发表。胡金魁幼女胡小军在海外购置了著名画家沈嘉蔚的巨幅油画《红星照耀中国》(图14),这幅以《西行漫记》为题材的宏伟史诗般的巨作,突出表现了毛泽东等数十位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及斯诺和胡金魁感人至深的历史形象。我们还向延安革命纪念博物馆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介绍了胡金魁事迹。 今天在迎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斯诺第一次访问陝北苏区80周年、斯诺和胡金魁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又专题撰写了此文,增加了许多过去限于篇幅未能载入的史料,以作为永志不忘的纪念。

   作者: 胡东妮 骆 地

  作者简介: 胡东妮, 胡金魁二女儿,湖北省外事办公室退休干部,1947年生于山东沂水, 原藉江西峡江,毕业于武汉大学和莫斯科普希金语言学院,曾发表译文《阿奎那》(载《世界著名思想家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 等多篇。 骆地, 胡金魁二女婿, 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退休干部、退役海军大校,1943年生于陝北延安,原藉江苏句容,毕业于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曾主编《世界海洋军事地理》,编著《纳尔逊统帅哲学》、《莎士比亚戏剧启示录》、《尼米兹统帅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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